时殷弘在引言的最末部分讨论了一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问题。他指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弊病。第一点，社会科学普遍存在的预测力不强，最打脸的例子就是苏联解体，当时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根本无法预判到这一剧变。在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现实框架下无法做到有效预测。这一篇的题目叫作“历史经验的局限性和巨大潜力”，其实从题目上看就能得到一种认识，那就是他倾向于把历史的一些研究要素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里来。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套用过去的经验去预测，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方法就是“牛顿式”的“经典科学”时代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够准确，牛顿虽然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先驱者，但是准确的提纯，还要到19世纪孔德的社会学创立，所以与其说是“牛顿派”，不如说是“孔德式”。孔德是第一个把自然科学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人，虽然我并不看好孔德的理论，但是并不能把这个功劳给抹杀了。时氏是历史系出身，自然也会在感情上倾向于给本科班扶正名声的，这也不奇怪，因为国际关系本身没有本科专业，到了硕士阶段才有，这些生源基本上都是本科阶段的外语系和历史系学生。当然笔者也是历史系的，但是觉得还是要有避嫌的客观态度。
时氏这里的主要观点也不是自己的，而是援引他所看过的英语世界的国关批评。他所提及的观点主要取自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和彼得.帕里特的论述。第一，历史是不能直接照搬过去运用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但是他们是可以化用的，这一点我倒是赞同；第二，那种追求预测可行性的过关理论往往习惯于把理论体系简化，否则太复杂的理论他们就无法实操了，这样会导致他们删减掉很多必要的变量，这就导致理论本身在运用实操的过程中“失真”，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就是他们不仅简化自己的理论，而且依旧沿用19世纪的那种经典科学理念，导致理论缺乏更新，跟不上20世纪科学逻辑的发展，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直接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里，肯定是要经过一定的转化才能借鉴到里面的。这一点确实是有类似问题的，史学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国关评论要先进一点，把海登堡的测不准还有其他理论都转化性“借鉴”了过来，理论更新的速度倒是很快，但是我对改良的效果存疑。因为它的总趋势不是神话认识，而是向摊煎饼果子一样横向扩张，对于同一问题或者旧的研究对象的深度，即纵向的拓展很失败，这都是拜孔德的逻辑所赐。可见正统的兰克史学依旧在发挥着全局性作用。
兰克、孔德和黑格尔三者在同一个时代，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意识认识的第一性。黑格尔是思辨的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而兰克是自下而上的实证的历史哲学，而孔德则是将自然科学的范式适应性转化、“借鉴”，看似不同的，但是兰克基本上就是孔德范式在历史学领域的实践，所以这两者就是统一的；黑格尔的决定论哲学虽然强调思维的创造性，看似与兰克呆板僵化的表面思维大相径庭，但是兰克相信史家可以摆脱派性，做到“绝对客观”，这种勇气和动力从何而来？那就是“绝对精神”给的。兰克绝口不提黑格尔，两者也几乎没有交集，但是实际上两者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本体论不同，这是隐含着的，两者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不同，而且不大懂哲学的兰克喜欢从方法学出发方向发展认识论，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两者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让人觉得两者天南海北，好像大相径庭。
孔德把绝对精神的力量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其实就是把黑格尔-兰克逻辑拓殖到“实用的当代历史学”领域，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学门类，所以用历史学纠治国关这一点我不赞同，就好比用烂萝卜头去医烂萝卜的尾巴，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两者在“灵”上都是一致的，只有“器”不同，黑格尔与兰克两者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是“灵”与“器”的关系，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与冲突，两者是隐性的互恰关系。同理，孔德的思想里虽然有一定的对心理学的不可知论（这在兰克那里也有），但是就实质而言，孔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也是“器”与“灵”。以同质异形之器补另一器，实在谬也。
但是时氏所提到的把历史学的那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谦虚学风引入，我觉得是很好的。而且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兰克器质的社科研究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客观这个词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含义没有真正捋清。我们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东西，是可以处于研究对象之外。依靠研究媒介做到相对客观的，但是历史、社会学都不一样，他们不是由外观之可以解决的，我们处事决策的动机不是从外部能够“切片样本”放到“显微镜”上看得清的，即便你掌握了一大堆的档案史料，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真实，更别提分析他们决策的内在动机了。说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就能明白了。如今我们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要花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写出一份相对好的论文，这是绣花枕头功夫，历史上的政治家会花一年决策一个事情吗？秦始皇一天批阅几十斤的文书那样的能力，如果这样做，年连这一天批阅的文书的工作量都完不成，从这一点上看你就能感受到现在的历史学研究距离历史真实是有多么遥远了。
我们是人，人文学科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研究的，抛弃主观这样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完全套用照搬自然科学的逻辑，这是舍本逐末。不要一看见主观就觉得如何如何，客观就如何如何，实际上大多数人连主客观与意识-物质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甚至把客观先天的和物质联系到一起，这是极其荒唐的。只消问一个问题就能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认知的匮乏了：客观是什么？有人往科学上面鬼扯，再深入问，就不会了，撒泼了。这是一个坐标系问题。观，就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客或者主，就是观察的坐标系原点，主客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观察角度问题，另外一点，主观是以自我为中心观照他者，观察世界，而客观则是从他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深入到“科学”领域，也就是求真问题上，客观就是从存在之外观察存在，这样就能绝对客观，但是存在之外是什么？是不存在，所以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是可以通过研究媒介（如公式、定理和研究器材）来实现相对客观。人文科学呢？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和人做的事情，至于不同学科的区别，无非是时间空间逻辑范围不同罢了。我们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者，所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也就注定了我们更难从相对客观的坐标系去理解自身，主观在这里相对于从外界建构的“相对客观”的坐标系，就更接近真实。真不正是我们在“客观”范畴里所追求的目标吗？
所以在这里，主观在某种程度上比相对客观的兰克范式更接近真实、更接近客观。这并不是说要我们放弃相对客观的实证方法，转而专门用主观去研究，因为人文社科本身既是人的学科，又是与外部环境、宏观物理世界相连的，而且内外双重印证，能够增加其信度，所以不能放弃外部观之的角度，要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我们想要从外部纯客观的去理解和预测国际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乌托邦，只要我们还坚持这种兰克逻辑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改变其预测乏力的现状。灵与器的认识论矛盾不突破，就不可能真的改良学理。
经验本身是可以借鉴的，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是有道理的，但这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通透理解上，而非机械、肤浅地认识上。兰克方法已经严重限制了上述目标的实现，而国际关系学也不能幸免，因为国际关系也是广义的历史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用看似细致实则低效无意义的兰克方法，在文牍主义里绕圈子时，我们就已经输了。我在这里提几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希望对国关研究有一定的裨益。第一，国关虽然是外交，但是一个国家的外交，绝不是空谈国际形势如何如何就可以得出的，事实上，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系于国内结构性矛盾的演进，而这种演进在内部矛盾不容易调和的情况下，往往以外部形势予以缓解和释放。无论大国小国，我们都得对其国内的结构与运行动向有“本质”和“深刻”的理解，才能明白互为工具的大国小国之间的互动哲学，这才是国关的实质。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分析的着眼点都是“国际”和“外交”，实际上他们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的“源”和“根”都是其内部结构，而这个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由利益（物权政治）与精英（人事政治）以及操纵这两者的体系（核心统治规则）主导的，它以自身的利益最优化为转移，而非“传统”、“文化”为归依。也就是说，要用运动的物质性决定论来看待政治经济学，而非肤浅和神话（不是人话的鬼扯）风格的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只是一种铺采摛文的修饰与不得罪人的应酬话语，他可以用来写扬雄的《甘泉赋》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但跟现实政治经济运作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是文化思想史的好材料，不过这和国际关系学的联系已经很微弱了，除非是研究国际文化发展和流变的。
第二，研究的时候不要完全拘泥于其历史上的传统，因为如果把传统或者历史典故当做一个可以套用的模板的话，实际上你还是没有理解清楚这个传统的意义是什么，那本质上还是文化决定论。它为什么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外表看上去不同时期、阶段的“传统”，在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美国的威尔逊金融改革、罗斯福新政、“新边疆”乃至里根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金融托拉斯为了谋求自己利益的完全自由或有条件自由，只不过在具体举措上对外部条件有所因应和调整，因为有一点我们要想清楚，所谓的垄断，实际上就是对垄断者的完全自由，实质上也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内核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再比如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20世纪以来的世界帝国建构，咋一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线，实际上呢，都是服务于工商资产阶级的。
在美国刚建国的时间里，南方的奴隶种植园经济和外部的世界市场联系要远比和北方密切，所以北方为了尽可能的捆住南方，就要在经济上尽量束缚住南方，建立内循环的市场关系，所以要尽量减少英国等欧洲经济强国的商业冲击，美国当时的西进运动，实际上也是为了扩大北方的经济腹地而开展的“孤立主义”活动，配合着所谓的“天定命运”说，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印象，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当经过南北战争、“镀金时代”的工业狂飙，南方被北方牢牢拴住，西进运动也带动了“纽约-芝加哥”金融工业双轴繁荣后，美国“天下已定”，就迫不及待的在远东实行扩张了，通过政变灭亡吞并夏威夷，发动美西战争拿下菲律宾、波多黎各，将古巴变成自己的保护国，这时的孤立主义，仅仅是对欧洲列强而言的，他不希望委内瑞拉危机那样的美英（欧）矛盾直接爆发，中断自己的崛起进程。
所以中心轴都是工商业集团如何稳固自己统治地位，并不断扩大自身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国家机器可以很轻松的从孤立主义转变为西华德的“太平洋帝国”扩张理论，甚至参加一战二战，完全打破既定的“传统”。事实证明，传统是敌不过统治精英利益的。主义，这里的统治精英不是指官员，而是金融托拉斯，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刚建国时，这个核心是北部商业集团，到19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为工业托拉斯与一定的本土金融财团，到年，正式接纳了沃伯格财团为主的海外金融财团，正式形成了金融集权体制，但宪制的运行道理一直是那个道理，因为宪制的鼻祖英国就是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集权国家。美国的宪制是效仿英国底子与法国话术而揉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