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什么时候 http://pf.39.net/bdfyy/bdfyc/160315/4789159.html王三庆教授，年生于台湾高雄，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通识中心主任，现为成功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红楼梦版本、越南日本汉文小说、敦煌学及相关文学研究，出版著作有《红楼梦版本研究》《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王三庆教授自青年起便受炙于潘重规先生，深受业师影响，然而于红学而言，王三庆教授在治学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与潘先生有了一定的差异，其中或可窥视出两代学人在红学方面的传承、发展与转向。本文系南京大学文学院罗兵博士对王三庆教授的访谈录，除介绍红学研究的相关情况外，王三庆教授亦涉及上一代学者如赵冈、林语堂先生等相关红学家，亦有一定掌故价值，现将访谈录整理，以飨读者。1、学思历程罗兵：王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南京大学讲学，今天有机会向您请教，觉得喜不自胜，感慨真是因缘殊胜。王三庆：你好！今天对我而言，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的老师[1]就是从中央大学毕业的，正好算是南大的前身。他毕业以后，又跟殷孟伦他们在中央大学一起当了好几年的助教，后来因为抗战的关系，他又跑到四川大学去当系主任。年之后，先生辗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后来又从南洋大学回到香港新亚书院，退休后再回台湾，指导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在此我正好可以回忆一下他当年指导我做研究的情形。罗兵：拜读大作以后，发现您的学术兴趣也非常广泛，虽然在多数时候，您示人以《红楼梦》研究专家的面相，但其实好像您对敦煌文献也投入了相当大的心血。王三庆：这个说来比较好玩儿，事实上，我在硕士时候研究的是章黄之学——小学这一类，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早期我们攻读学位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经学、小学为重点，希望通小学以通经学，文学方面就只顾及到诗、词的研究，涉及到小说、戏曲的人比较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因此我硕士时候写的论文是杜甫诗的用韵研究，当时我的指导教授最初是许世英先生，许先生呢，当时视网膜有一点脱离，看书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要我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们都是很听话，老师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候，我就去图书馆找书，发现潘先生新出版一本书，《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也就是说，他利用敦煌的写卷，研究当时从《切韵》到《广韵》的声韵变化，我一看，他改正了部分姜亮夫的讹误，还发现了不少新东西，看过他的著作之后呢，我就觉得将来也要写敦煌这一部分。罗兵：看来您与潘先生结缘是因为这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不过后来您的博士论文却以《红楼梦》的版本为考察对象，敦煌学反而是之后研究得更多。王三庆：当是就是很巧，没想到潘先生他在香港退休，竟然能够回到山上[2]，因为我硕士是读台湾师大，我就去山上去考他的博士，准备写敦煌方面的博士论文。但是呢，潘先生这时候的兴趣在红楼梦，尤其他在香港办理《红楼梦研究专刊》，带了一批学生，从陈庆浩先生开始，好多学生在那写文章，组成《红楼梦》小组，大家常常讨论。为了《红楼梦》版本，他跟赵冈有一些学术争论，最先大家还比较心平气和，慢慢你来我往，越谈越火热，到最后都有些面红耳赤。罗兵：这种情形，跟大陆吴世昌、俞平伯、周汝昌等前辈他们在一起讨论的情况，好像也是差不多。王三庆：情形几乎是一样的，大家最先都是在讨论这门学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可是到了证据穷尽的时候，你也有一种设想，他也有一种设想，有时候这两种设想都没有很坚实的证据，于是就会发生争执。因此，在大陆我们可以看到，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这几位在讨论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摩擦，这不是一种好现象，可是没办法，因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曹雪芹再生来调停，否则的话，一些问题，就只能在那打结。在台湾、在海外也都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到，潘先生当时回到台湾，在山上教书的时候，我本来想要跟他写敦煌东西，当时我从东京大学已经买了不少有关西域出土的文物资料，潘先生偏偏不允许了，因为我当时年纪大一点，他就要我带一批学生，天天晚上在那边整理《红楼梦》，这么样一年两年，最后就有了所谓《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因为这部书，还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当时林语堂在“五四”文艺节的时候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说曹雪芹原稿发现了，这个堇堇就是曹雪芹，其实堇堇不是曹雪芹，是莲公两个字的草书签名，结果林语堂就闹了这个大笑话，所以大家如果看有一篇文章叫《从林语堂的头发说起》，事实上就是谈这个问题。他在“五四”文艺节这么大的场面，在那边讨论，发表他的见解，他以为他看到的《百二十回红楼梦稿》是曹雪芹的原稿，结果出了差错，当时有很多文章批评他。罗兵：所以这部《红楼梦稿》其实是潘先生、赵先生等学者不断地研究讨论催生的一个产物，这好像难免会把雪球越滚越大吧？王三庆：是这样的，潘先生也是为百二十回本和八十回抄本、以及程甲、程乙本的关系纠结，以百二十回本为例，前面八十回有好多抄本可以对照，后面四十回也可以跟程本作对照，对照结果时发现，百二十回的后半部分比程本简化一点，可是改文几乎就是程本的文字，它的前半部分，事实上也有好多值得讨论的。潘先生就是为这一问题跟赵冈先生开始讨论，赵冈先生又不断搜寻程本，并且做了比较，不但有程甲本，有程乙本，还有一个程丙本，甚至后来在台大又发现一本，又加进去，把这个变成了程乙本，又把后面推成了程丙、程丁，二位先生为这些问题讨论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就争得面红耳赤。所以，老师就把这个难题交给我，我就带着学生一起整理百二十回本，当时我是希望像俞平伯先生一样，把可以拿到的所有抄本做一个仔细的校文，可是潘先生有一些急切，就希望整理出以百二十回本作底本的定本。罗兵：用百二十回本当底本，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吧？这个本子本来就很难判断。王三庆：是啊，很复杂而且难以确认的底本，但是我们当学生就只有按照先生的意愿整理。罗兵：那么当时手边可以参考的本子都有哪些呢？王三庆：当时台湾条件不足，我们当时可以拿到的，只有胡适的十六回本，也就是甲戌本；还有印出来的庚辰本，也就是八十回本；另外就是戚序本；还有百二十回本。其他蒙古王府本，我只能用来补六十四回以及个别单页；另外比如脂南本，也是戚序本系统的，当时曾经看到周汝昌有过几页的报导；而俄罗斯列宁格勒藏本，潘先生亲自去看过，但是也只是拿到几页书影而已，而且他看得很快，很匆忙，在断定上多多少少也有些争议。当时我带着学生整理这些以后，一年两年的功夫下去，竟然投资了这么一段时间，这时候要我重新回去做敦煌文献研究的话，那我这几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嘛？十年辛苦不寻常啊！所以，既然已经把时间投资在这里，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那时候潘先生也希望我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研究，我也是根据自己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来做一些研究。学者通常是名气越大，做学问的时间就越少。因为今天这边叫你开会，那边叫你去写论文，有时候心思就难免分散，不像学生时候能够专心致志，有很多老师没时间做的，因为你亲自实践的结果，你的认识反而超过一些名家学者，因为他们难免浮光掠影，没有仔细深入各个角落，因此我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问题，所以就继续顺着做下去了。2、《红楼梦》抄本的对校与收获罗兵：其实冒昧地说，好像您的研究思路和潘先生也不大一样，您更多是回归到版本，从版本对勘入手的。王三庆：实际上，因为我以百二十回抄本做底本，跟十六回本、列宁格勒本、八十回庚辰本、戚序本以及程甲本、程乙本乃至所谓的程丙本、程丁本做对校，多多少少就有一些心得、经验了。所以我看到这些抄手在抄《红楼梦》时候，中间经常落一段文字，落掉一个、两个字，一句、两句话，这些我不拿来讨论，因为我看过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他们有时候常常为一两个字争论不休，周汝昌明明已经承认“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前面的几句是自己闲暇无聊时候续的，吴世昌却以为他没有这种能力，这是曹雪芹原稿，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3]所以，为那一两个字句的改文讨论，我觉得有时候很危险。罗兵：所以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