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间，顾诚先生离开我们竟已整整十年。曾经与顾先生交往的那些点点滴滴，如吉光片羽，仍历历在目，时时萦怀。
第一次知道并记住顾诚先生的名字，是我在兰州大学读硕士一年级（-）时，我当时的硕士专业是专门史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史方向。记得有一天，我的导师王希隆老师拿着一篇论文给我推荐，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很是值得一读。这篇论文就是顾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说来也巧，后来我的硕士论文正好选择了与卫所相关的明代土地问题。随后读了顾先生的一些文章，其中《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和《李岩质疑》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从此就记住了这位有学问的明清史专家。
年秋，我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在众多的选择中，我决定首选北京，因为北京拥有研究明清史得天独厚的优势。最终确定以北师大的顾诚先生为重点，一是仰慕顾先生的学问，二是对顾先生有专门研究的卫所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就提笔给顾先生写信，内容只有两点：介绍我的基本情况；征询顾先生的意见，是否同意我报考？很快就收到顾先生的回信，内容也很简单，不到字。他明确表示欢迎我报考，并解释说：“过去几年常有外地学生或已工作的同志来信提出想报考我的研究生，由于来信中往往询问一下该参考什么书，重点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使我难以作答。他们见我未复信，就误以为我已物色好对象，就不报名参考了。……明年以后我很可能不再招生了，上了年纪，带出这届研究生该退休了。所以来信的简复一信，表示支持。”（.11.5）看到这些话语，除了感激之外，我亦深感幸运：幸好我没有在信中提问有关考试的问题；我可能有幸搭上顾先生招生的“末班车”。这是我与顾先生的第一次接触，他的坦诚待人给我印象至深。
然而，有关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厉、为人古怪的坊间传闻随后也很快传入我的耳朵。有几个好朋友在得知我的选择之后，纷纷告诫我千万要慎重，建议我最好放弃报考顾诚先生而另谋其他选择。甚至次年我已到达北师大即将参加考试的前夕，他们仍不放弃对我做“劝告”工作。我理解并感谢这些朋友们的好意，但我仍然坚持要报考，除了我的性格中有时会有一种逆反性的执拗外，最坚强的理由就是顾先生说过欢迎我报考！我想，无论什么样的导师，既然愿意招生，那他一定也愿意指导那些真心向学的学生完成学业的。而且我也自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选择报考顾诚先生的博士，真是有一股无畏的勇气。之所以这样说，不单单是因为当时年轻、精力旺盛。无畏，往往源于无知。说实话，当时我对顾先生的了解，除了知道他是北师大的博导，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卫所问题的专家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报考之前好朋友们的劝告之言，并没有压倒我的自信。等后来入学到北师大，情况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记得新同学们初次见面，自然要互报家门。每当听说我的导师是顾诚教授时，那些对顾先生有所耳闻者，总会有人立刻“啊”一声，以相当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作吃惊状。甚至是历史系以外的同学，亦是同样的反应。之后不久在北图善本部邂逅一位外地学者，他说自己也曾有过报考顾先生博士的打算，但最终还是因为“害怕”顾先生而不敢。
真的，入学后别人的这种反应，以及我与顾先生最初几次的面对面接触，让我入学前的无畏与自信很快被化解于无形，心里也越来越担心，甚至害怕起来。因此我就格外小心地开始与顾先生接触，生怕哪个地方冒犯了他而难以完成学业。与顾先生最初的几次交谈，初步印象是顾先生比较严肃，话不多，学术以外的家常闲话几乎不说。顾先生要求我每两周去见他面谈一次，以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于是，这两周一次的面谈就成了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因为第一学期的公共课负担较重，半个月实在读不了多少专业书籍，也很难形成自己的看法。既在学术上没有多少可谈的内容，又不敢提起学术以外的话头，所以每次去见顾先生，就像要去受刑一般。没读多少书，或是什么地方说错了，难免引起顾先生的不满，以至于批评。当时心中的惶恐之情，恐怕只有同样坐过那张单人沙发椅的顾先生的弟子们才能体会得来。一来二去，畏惧感让我开始躲着见顾先生，三、五周，甚至七、八周不去见面，只打个电话敷衍了事，说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北图看书了。久而久之，顾先生对这种状况已经有所不满，但是并没有马上追究而是继续容忍。直至年4月2日，那天我仍想打电话敷衍，顾先生终于忍不住发火了，说：“你知道你有多久没来见我了吗？都三个月了！我都记着呢！”顾先生说话像做学问一样，有证据才说，因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看已无退路，只能破釜沉舟了。于是硬着头皮与顾先生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长谈，我把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毫无保留地一股脑倾泻出来，等待着先生最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清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没想到我的一通“诉苦”，换来的竟是顾先生难得的笑容和理解，师生之间的沟通障碍豁然冰释。尽管已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但那次面谈的许多细节我永远都清楚地记得。
记得当时我直言不讳（张升师兄曾教给我面对顾先生千万不能撒谎，要说实话。对此我非常感激。），说入学以来我越来越怕您，除了个人的感觉之外，还因为别人说您如何如何可怕，如何如何严厉。他接过话头说：“我这个人虽然是直了些，但是还通人情的，是可以接近的呀！”“要说严格，其实我对我自己要求更严格。”“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学生要比别人的学生更高。硕士达到硕士应有的水平，博士达到博士应有的水平，就可以了，没有多要求啊！”我说：“因为不摸您的脾性，不敢冒昧行事，怕惹您生气，所以就……”他笑着说：“我哪里有那么多的气可生！”他说，他自认为还是很好打交道的，他喜欢与大家交流。以前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应该是指新宫学先生），每次来面谈都有四、五个小时，还留下一起吃饭，这他都是欢迎的。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到闭馆后，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就常常到历史系，与资料室里的小年青聊一阵子，什么话题都说，然后才回家。他当过八年的支部书记，搞过群众工作，与大家很是能合得来的呀！我又说：“（由于我的表现不能令您满意）我觉得您对我都有看法了。比如那次您都不理我。”那是此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在北师大图书馆门厅巧遇顾先生。因为一个寒假都没有见面，我就赶紧上前与他打招呼。没想到顾先生仅仅侧脸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脚步也不停就上楼去了。我呆怔在那里，可想而知的，脑子里是一片胡思乱想。这种遭遇也构成我“怕”顾先生的因素。他听得笑起来，可能因为我说话的直率与实诚，不参虚言。他说：“这个你可能有所不知。”于是告诉我他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习惯，比如找他最好在下午或晚上，因为他有严重的失眠，上午要休息。在图书馆，他是不与别人闲谈的。因为图书馆开闭有时，时间有限，故容不得些许浪费。他还说，尽管自己的烟瘾相当大，但只要去图书馆他就不抽烟，可以坚持一白天不抽，由此可见顾先生的自制力。我还说，与您面谈似乎只能谈学问，让我好有压力。他说：“别的也都可以谈呀！长话长说，短话短话，即便没事儿，路过时哪怕来坐一会儿闲聊几句也行啊！这花不了多少时间。”因为我曾说怕面谈打扰先生，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就用打电话替代。顾先生说：“指导你是我的职责和工作之一，这些时间是我应该付出的，再忙也要挤出来，怎么能说浪费我的时间？！”
这次畅谈成为我与顾先生沟通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再没有“怕”过顾先生。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短短的三年时光中愈积愈深。我与顾先生的交往史，正如顾虎头啖甘蔗的滋味，又何尝不是“渐至佳境”呢！后来我常暗自庆幸，当初自己是鼓足了无畏的勇气，冲破层层善意的“阻拦”，才最终荣幸地成为顾先生门下的一名博士。若没有这种无畏，哪还会有与顾诚先生的这份师生之缘！
至今我常想，那些关于顾先生的坊间传闻，那些众口铄金的可畏人言，究竟是从哪里、什么目的而被杜撰释放出来？是无意的放大，还是有意的诋毁？真相我不得而知。但三年的学习，登堂入室，耳提面命，无数次的长谈，使我认识并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顾诚先生——一位可敬可爱的严师。于是，以后每当有人在我面前谈论顾先生如何“可怕”时，我就会问“你了解顾先生么？”“你见过顾先生么？”回答基本为否。我就反问“那你怎么知道？”答曰来自传闻。于此我只能报以苦笑：“还是先了解了再说吧！”坊间传闻终究会在真相面前破灭，顾诚先生刚正不阿、学风谨严、清苦自持的形象不会因此扭曲变形，反而有如一座高山，更加光辉高大！
虽然，顾先生常说对学生的要求远没有对他本人的要求严格，但毫无疑问顾诚先生是一位严师。他认为，既然身为导师，就应对学生认真负责，悉心指导。这在他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做法，在同时代的学术导师中仍显得不同寻常。顾先生常说，那种放任学生的指导方式就是当前学风不正的表现之一。因为认真负责，他当然会对学生的错误或问题提出质疑乃至批评，因此往往让别人误以为他过于“严厉”。其实导师的认真负责、谆谆教诲正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宝贵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正是在顾先生的不断鞭策与鼓励下，我这个懒散的人在三年的学习中才没敢有任何松懈。顾诚先生的要求之“严”，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博士论文开题。
当时各专业的博士论文开题，一般情形大致是学生选择一个题目，罗列选题理由及选题可能涉及到的史料文献，草拟一个大致的写作提纲即可。至于以后能否做成往往还有很大的变数，因为中途换题的情形是常有的。所以相当多的同学的开题报告，也就是数页纸的研究计划或写作意向而已。但顾先生要求开题报告必须满足两条：一是要有自己的观点，二是该观点必须有论据支撑。这个貌似简单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相当大的困难。试想想，在5-6月才确定选题，到9-10月就得开题，哪有时间读完全部有关史料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呢？这可是博士论文啊！既然顾先生这么要求，我只能抓紧时间读书收集资料。那年的暑假我在家呆了不到三周。记得开题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压力巨大，内心苦闷不堪，我常常在夜幕下的操场上独自一人转圈，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最终，我的开题报告写了有密密麻麻六十多页稿纸（那时全是手写，我还不会电脑打字），约有三万多字，获得顾先生的充分肯定并顺利开题。这样的过程虽然有些苦，但却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就有同学戏称，你这三年可是写了两份学位论文啊！一份博士的，一份硕士的。
在《李岩质疑》发表后，得知美国一位学者当初也有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