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
书法学是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表现和书写技法的新学科，现在已经拥有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文化、书法美学、书法教育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随着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和相关艺术的关系、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已由以品鉴和技法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研究开始转向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今天，许多年轻的学人迷恋西方艺术社会学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游谈无根、隔靴搔痒的讨论，忽视书法艺术本身的实践研究和传统文献学的基本训练。今天，我们应继承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和特色，以此促进书法学的建设。
从历史来看，书法文献一直受到重视。如汉代崔瑗传世的《草书势》为现今可见的最早书论文字，指出了草书的审美特征，所提出的“势”及其意义对草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书论既阐述了草书兴起的原因，又描述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并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草书艺术，辩证地阐述了“势”的意义。后来的蔡邕作《篆势》、卫恒作《字势》《隶势》，皆仿《草书势》，合称《四体书势》。《草书势》还将作者创作体会和欣赏与人的情感体验结合，这种联系方法对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理论都有积极的影响。又如，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批评和鉴赏已蔚然成风，是书法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批文人的介入促成了书法技法的成熟与审美标准的确立。又如，刘宋王愔的《文字志》，摭采前代书家生平事迹及书体史料甚富，对后世著述体例亦有影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书史和品鉴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的著作外，还有江式的《论书表》、虞龢的《论书表》、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这些书论文字反映出当时书法美学观和书法审美范畴的建立，确立了中国古代最初的书法批评标准，如“神采论”“天然论”“骨气论”等，不仅对当时的书法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书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时，书法本身有一套术语，包括书法典故、品评、学用、考证、款识、椎拓、鉴藏、装裱等方面。如：“萧翼赚兰亭”“闻江声悟笔法”“书裙”“书画船”等属于典故术语；“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属于品评术语；“一波三折”“力透纸背”等属于学用术语；等等。这些成熟而稳定的语汇和专门语言有利于构建富于特色的语言体系。从事书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般也都有过书写经验和创作的实践，能够比较深切地了解书法的本质，善于从技术角度，如书写速度、材料运用、用笔方法等，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免去游谈无根或隔靴搔痒的弊端。
由于这些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语汇和特色。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文物的研究属于考古学，对文献的研究属于文献学或传统史学，其间有个资料相互割裂的问题，而在书法学中，考古学、文献学和书法史学，常常被贯彻到具体书家、作品以及流派的研究中。如关于“兰亭序”的研究，既有关于书法学的内容，又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内容十分丰富，近十多年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有《兰亭论辨》《兰亭论集》等著作，进而发展为专门研究兰亭文本和兰亭文化的“兰亭学”。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它运用中国文字进行创造，成为人们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它拥有丰富细致的表现方法，有毛笔这一特有的表现工具，产生了丰富的笔法系统，为风格传承提供了稳定的保证。历代书法作品的著录，也为考察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等文化课题提供了依据。
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书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慢。它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过去学者在书法研究领域中建立的文献和资料的积累基础并不深厚。面对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书法学在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上首先要做的应当是书法文献学的工作。现有的书法文献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尽管我们强调对研究方法进行革新，但方法只是处理资料的手段，资料本身才是学术工作进行的前提。方法的运用完全取决于资料的品质。因此，书法学的局限主要来源于资料方面。随着古代书法论著的整理、大量书法文献的汇编等工作的推进，书法文献的基础工作才能完成。
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文献学是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科，重视存古，重视学术源流，以史料考据为主要内容。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用“陈门四学”，即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来概括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研究同他对宗教史和元史的研究有密切关系。我多年研读陈垣先生著作，曾参与《陈垣全集》的编校工作，对他的研究有一些个人心得，并认为书法学发展中应该继承和运用这些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陈垣先生在这方面的治学方法和特色，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视目录，讲求门径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曾专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地位，它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既有助于个人的读书治学，也有助于学术文化的整理与传承。陈垣先生治学广征博引，所据材料翔实且鲜为人见，这主要得益于他沿承前代学人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的方法。他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入手，看到“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1]。之后，陈垣先生“又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该书反复钻研好几遍”[2]。他治学伊始，正是从这两部基本的目录著作入手的。
以目录学为门径，陈垣先生编纂了数量颇丰的目录学相关著作，如《基督教目录》《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同时他还在北平图书馆整理过敦煌写经目录，为中华书局重新影印的《册府元龟》增加注明页码的新目录及分类索引。他是以目录学为途径和方法来为历史研究服务的，从实际出发，讲究实用。他编撰的目录著作不仅介绍该书的基本情况，还简述其主要内容、史料价值以及在研究中如何运用。正如陈垣自己所说：
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3]
陈垣先生在教学中，也要求学生从目录学入手，知古知今，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