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学教师的工作分为教学、论文发表在内的科学研究与创造性活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学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个人职业发展，也简化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类。
大学教师一般性的制度化工作时间主要涵盖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管理、团队管理、社会服务、成果转化与推广等多项基本工作任务。
访谈后发现，根据工作所需时间的长度进行排序，对于非担任行政职务的女教授而言，前三位分别是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管理。
同时，尽管行政工作所占比重不高，但是其碎片化的时间形式及高度的优先级别给女教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对于兼具行政职务的教师而言，行政事务时间跃至首位，协同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管理共同构成了整体工作时间的大部分内容。此外，如果按照工作内容所需的时间强度进行排序，所有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科学研究工作。
在此，我们重点对女教授制度性的工作时间中涉及到的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学生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四部分工作内容进行讨论。
实际上，除了这些核心工作之外，女教授还需要完成资源调控、经费管理、项目控制等次极化的工作。显然，各种类型的工作任务都存在着时间分配方面的重叠性和冲突，以及时间节奏的不同，因此，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紧张关系，女教授则需要在其中不断地转换角色，协调各中。
科学研究时间：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型大学中，教师均以科研为第一要义，此外，还存在着男性比女性、正教授比其他职称的教师工作时间长的现象。事实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每一名大学教师都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科研。
从美国霍普金斯首任校长吉尔曼到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都不约而同地将科学研究而不是教学工作视作是对大学教师人才聘用、工资提升、等级晋升的主要衡量标准。
大学教师尚且如此“衡量”，遑论代表大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教授群体大部分受访者直言，无论是她们当时申请教授职称的必要前提，还是时下进行聘期考核、专业职级晋升，最关键的PK要素就是科研业绩和科研成果。
科研业绩主要是指各级各类横、纵向科研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国家自然科学等奖项；科研成果有多种可能的组合方式，比较典型的构成要素有课题、论文、著作、决策咨询、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及其开发转化等。
科研业绩和科研成果动态变化的参照条件构成了女教授科学研究的首要意义，她们的时间周期也牢牢地被这些要素所控制。教育教学时间：哈萨德按照日、周、季、年对应划分社会时间周期。
在这一普遍性的框架结构下，学校场域之中时间周期的特殊性在于，不以自然年为单位，而是将“学期”“学年”视作周期性活动的开端和结束，通常伴随着“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特定的仪式活动。对于教师而言，“上课”“结课”“新生入学”“学生毕业”等特定事件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阶段性工作的开始和结束。
这些活动的一致性在于，均是以教育教学为主要内容，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构成了教师工作时间的测量点。早在《学术与》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就提醒所有有志从事学术职业的年轻人，“学者”与“教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教育教学工作是造就教师与其他行业工作者之间工作性质、时间节奏差异的根本性要素之一。教育教学时间与工作时间中的其他形式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其预设性和准确性，如果说科学研究时间的分配可以为女教授自身的时间表弹性控制。
那么，教育教学时间则基本是受制于钟表刻度在学校场域中的具体运用，课程学时、课堂教学等教育安排被嵌入严格、精确的时间标示系统，场域中的人、财、物均以此为核心，被紧密地组织起来。
如此，在教育教学时间中，物理时间与社会时间形成了统一，统摄着女教授的整体时间安排和个人作息习惯。
早年，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大学教师的时间分配变化进行研究后发现，所有教师花费在科研方面的时间都呈现出明显的增加态势，研究型大学之外，其他类型大学教师用于教学及教学准备的时间也较之前有所增加。
当下的研究则更倾向于认为，不同职称间教师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分配差异，职称高的教师一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与管理，低职称教师的教学实践比例更高。但大多数受访女教授表示，自己的课堂教学任务并不轻，相应的时间投入也不低。
虽然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主要发生在课堂之中，课时量之外，女教授教育教学时间的投入涉及到课堂教学活动相关的课程内容、教材文本、课程对象等多维变量造成的工作复杂性，备课时间的投入和则是她们应对课程更新的具体表现。
可以认为，科学研究在大学教师工作时间中占据相对优先地位的同时，女教授在教育教学尤其是备课方面的时间投入同样不容忽视。
一般来说，教师处在师生交往中的主导性地位，根据群体功能、社会交往持续性时间、师生链接方式的不同，各女教授作用在学生管理与交流方面的时间长度和强度各有不同。
抛开非正式组织背景下的师生关系不谈，根据学生组织化身份的不同，女教授以导师、合作者身份参与建构的导学科研共同体也变得更加多元和交叉，如担任学生课堂教学指导、硕士生导师、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指导教师。
无论是何种聚合形式，女教授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传承、任务分配、监督管理、知识生产、资源获取、情感融合等方面，才有可能建构具有情境适应性的良性师生关系。
行政事务时间：无计划的应急项目与多且繁琐的行政事务是大多数教高校师反应最强的普遍性问题。提起行政事务，除极个别之外，大多数女教授都忍不住抱怨起来，抱怨的内容也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和共通性。
富人与穷人：收缩的个人时间研究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个人是否应该拥有一种基本的权利，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过自己的生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前提在于，“自己的生活”实际是相对于社会结构和组织角色而被人为地区分出来的时间形式。
社会中个体的私人生活以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为条件，“社会时间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惯例维持和持续中保持秩序感提供了驱动”。
包括女教授在内的社会个体自我时间存在的基础是时间和个人的社会属性，她们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时间进行自由分配和自我管理，但是，个人时间的长度及其限度却是由教育组织等外部机构正式规定的。
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并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时间，相对的个人时间看似是由个人所主宰的主体性存在，实际上也是个人行动嵌入特定社会结构互动关系中的同步化表现。
大学专任教师与其他非自由职业的一般性工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相对地不受到一种被严格规定的刚性工作时间的死板约束”。因此，长时间以来，大学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的生活都被视作一种高自由度的悠闲生活。
克林格曾这样描述大学教师的个人生活：他们在宏伟的大学礼堂、阶梯教室中开课，在拥有大量图书、艺术藏品的豪宅里享用仆人准备的可口晚餐，是大都市中以优雅而闻名的知识分子。
然而，教师群体曾经安逸闲暇、慢条斯理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不仅生活节奏在加快，连休闲、娱乐、消遣等个人时间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工作时间和组织任务所挤压、填充和控制。女教授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相互混淆的时间秩序。
鉴于工作单位与生活居所空间上的模糊性，从事专任教育工作的女教授有很多可自由调配的可支配时间，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她们的空闲时间很少。
“可支配时间”和“空闲时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可支配时间与空闲时间之间的时间差称作“时间压力幻觉”，即看似有着丰裕的可支配时间，却几乎不存在空闲时间。
一般性职业而言，除掉每周5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及照顾家庭、睡眠饮食之外的剩余时间，才算得上是空闲时间。除了上课、开会等集体性活动，专任教师并不被强制要求进入学校场域展开工作，从而不需受到每天8小时、一周5天以及被分割成无数细小段落的学校作息的刻板时间表所规约。然而，空间的模糊边界必然带来工作、家务、空闲等个人时间上的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