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主题论坛嘉宾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主持人：
叶康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对话嘉宾：
张秋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邓宏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发明创造资本研究院理事、美国内华达大学Lee商学院终身教授
刘鹏，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周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
叶康涛：（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下半场正式开始。我们下午是圆桌，在座各位也希望听到更多互动，听到更多的争鸣。我们围绕第一个话题——中国企业管理模式40年，我们邀请到4位背景迥异、身份迥异的嘉宾，我想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互动，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管理40年，就这个话题来讲，但并不是说我们就那么有信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困惑。虽然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说因为政策好，因为改革开放，因为WTO、人口红利，但好像没有人说是因为管理红利，这第一个问题就请4位嘉宾分别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4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当中，管理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企业管理方法体系，理念也好，在这40年中到底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周禹教授是著名的人力资源教授，多年跟踪中国的企业成长，有非常丰富的企业案例研究，先请周教授发言。
一、从全面学习西方到树立自信的理论自觉
周禹：谢谢叶老师，有3位前辈嘉宾在这儿，我抛砖引玉。作为教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角色，我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说一些我的小观察。上午有很多研究者、企业家也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了，我个人觉得中国企业管理这40年，可以说有3个阶段或者3个特征。
一开始，改革开放的宏观体制走向是西学为用，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引进西方，不管是宏观的体制改革理论和理念，还是企业微观主体的实践，比较谦虚、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在学习所谓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学习，按基本规律办，我们努力向西方学好最具普遍性、穿透力和普世性的一般规律。
第二个阶段，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第二个阶段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了，开始选择理论为我所用。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的同事研讨，理论到底是代表普世规律，还是我们可以有主观的意向去加以选择？我们看到在改革实践当中，不管在宏观体制还是在微观实践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我们有意识地去做理论的选择、工具的选择，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学苏联，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我们企业学了很多日本的理念、理论和最佳实践。后来随着日本受到经济泡沫影响之后，我们开始总体在学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企业理论，多样性的方法论也融合在中国企业改革开放的路径当中。之前我跟邓荣霖前辈交流过，除了学苏联，我们还学过东欧做早期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些经验。总之，这个阶段我们走的是兼容并蓄之路，以我为主的成分越来越突出，我们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的主位性越来越强。
今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以我为主、因我而创”的阶段。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路径、宏观改革的理论，是在建立我们的自信，建立理论自洽的体系。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应该要去协同、匹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应当有自信的理论自觉。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是，不管是学术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今天我们在企业层面的理论创新、工具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整个宏观体制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创新，包括在力度上和取得的成就上。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先把西方的、现代化的学会，再开始去融合。但是我个人相信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历史积累、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和大场景，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开阔的舞台。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为世界贡献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管理的一些好的实践案例。叶老师，以上就是我的抛砖引玉之言。
二、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深化管理的40年
叶康涛：非常好。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中有句话令我很有感触，书中说中国很多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可能几年前还是一个搞种植的农民，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个西装革履、能够跟外商谈生意的企业家，你可能会问，他们的知识从哪里来，这些农民企业家经营现代企业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
刚才从周教授的回顾，我们也能够从中了解一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企业家的知识来自于融会贯通地学习其他国家的管理理念。周老师抛出来一个判断，即微观企业管理的贡献可能不如宏观的政策、宏观的管理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大，中国40年来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刘理事长，您多年在宏观研究机构从事宏观的政策研究，涉及到对诸多企业的调研，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鹏：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来主要是来学习，向人大学习，向邓荣霖教授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改革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结合我的工作经历谈点个人体会，我是年大学毕业，原来学的是工程自动控制，当时毕业分到一个中等企业，那儿的自动化程度不高，学的东西用不上多少。于是领导说你搞搞管理吧，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创优为龙头，全面抓企业管理，从那里起步，我开始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当时确实有很多基础工作在做，包括企业的计量升级、全面质量管理的定级升级，当时主要是全面学习日本，企业还学习18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包括经济责任制、盈亏分析、控制图等等，那些管理工具都是非常有用、有效的。特别是流程控制图，企业每个重要的因素，对质量的影响也好，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好，通过各种因素的分析，每种因素又源于其他很多因素，从中找出主要的和次要的，这样的流程控制分析对管理提升是非常有用的。包括当时我们还搞PDCA循环管理，通过计划、执行、反馈、处理，不断进行螺旋式的上升循环，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我们做的工作还包括产品创优，创下省优可以提价5%，创下部优可以提价10%，从而使得企业经营越来越好。我的体会是管理对企业的发展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对管理有兴趣，慢慢我考了人大的研究生，邓老师是我的恩师。正好年我在校学习的时候，国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立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课题组。各个部委抽调20多个领导参加，专家学者请了邓荣霖教授，邓老师委派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当时做了半年的时间，在国资委前面那个职工宿舍楼里办公。上午张教授讲到的，国家全面提出了16个字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全文引用我们的研究报告，正式把现代企业制度推出。其中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建立，为我们的企业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的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前些年我们每年评选中国企业五百强，最后一名过去是二十几个亿、三十几个亿，去年已经达到亿，门槛提高得很快，中国企业的规模确实做得越来越大，世界五百强我们已经占到五分之一多。
最近这些年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国企、央企的改革：一个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建立，在国开、神华、中粮等几个企业试点推动，第二个是混合所有制，在我们联通包括以职工持股的方式在推动，第三个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所有的公司都要建立董事会，而且要实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使你的收入年薪跟经营业绩密切结合，进一步走向市场。
第四个，包括合规的管理，合规这块我们也很重视，我们跟贸促会和跨国公司研究所在年初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联盟。特别是中兴事件出来以后，国家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跨国公司研究所前一段给国务院打了报告，4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作了批示，要重视企业合规管理。
企业的改革包括管理都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包括我们每年都在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上午黄所长也讲了。我们评选到现在已经是24届管理创新成果，这是国内最高的管理奖项，每年推出一大批企业管理上顶级的、领先的管理实践。总而言之，我的感觉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深化改革、加强管理的40年。谢谢！
三、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能把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人才
叶康涛：谢谢，刘理事长讲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的企业管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合规管理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因素的推动。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美国管理科学之父威廉·库珀的关门弟子邓宏辉教授，您常年在美国，从国外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管理在过去40年的成就，特别是现在贸易战激荡不宁的大背景下，请您结合着跟大家谈一谈。
邓宏辉：谢谢叶书记，谢谢邓教授老前辈，我很荣幸跟您一个姓，也姓邓。承蒙刚才叶书记的介绍，我是全世界管理之父库伯的关门弟子，我认识库伯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
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的研究都在理论的范畴，在美国做教授之后，我每年差不多有三个月在中国，主要在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一些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包括EBMA的研究工作。另外也有一个在美股上市的公司我参与他们的董事会，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运作，一点不接地气，没有实实在在参与到企业管理当中。今天上午做报告的各位嘉宾，像陈春花老师是从实战中形成的理论，像钱总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邓教授更不用说了，是中国管理的鼻祖。从刘鹏理事长刚才的发言，我也能听出来他对管理科学的掌握是炉火纯青的。
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在讲我学到什么之前，首先我要感谢人大商学院办这么一个论坛。近二十年来在中国从上到下，都有一个观念，至少我感觉是这样，我们都认为中国所有的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是搞经济的，很多人一说起来，说你是商学院的教授你搞经济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商学院是搞管理的，是把经济学的理论用在企业，用在商业。
美国前二十个商学院没有一家有经济系。当然除了纽约大学商学院有一小部分做经济，其他的都没有做经济，而到目前中国今天所有的论坛，一谈中国的发展都是在讨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大校长是经济学家，好像没有一个人说商学院是如何来搞管理的。
今天人大商学院提出来了我们要来讨论管理，人大商学院之所以成为顶尖的商学院，人大能开这个主题论坛就是一种创举。上午的嘉宾也谈到了，确确实实对中国企业的一些领先于世界的管理模式，我们还需要总结。今天叶书记说我要谈一下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看法，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谈，我只能谈一些我在美国的感受。
中国今天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贸易战出来了。美国也有些极个别的人士有点极端的思维，用一些诬蔑的方法对待中国，说我们是偷窃他们的知识产权，用市场换技术，是偷窃，说我们对他们进行经济殖民。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光靠偷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行，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攻自破，我们也有很多民族品牌，当然对一些传统领域我们现在比不过美国，但是一些新的领域，如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这些新的领域我赞同陈春花院长说的，她不同意弯道超车的说法，我也不同意。
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与欧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已处于领先地位，有自己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华为，还有小米的创新模式，我们之所以在这些领域能成为世界领先，我们是一定有管理经验的，目前总结不出来，需要我们一批商学院的教授来总结。至少我要证明我们这个论坛的重要性，我希望中国人能把管理学不重要学科这个认识扭转过来，管理科学是当下的一个重点，是实践与理论创新的重镇。我也希望咱们人大这个论坛每年甚至每两年要接着办下去，为中国企业真正的超越，做到世界真正的老二或者老大作出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这是我的第一个要表达的观点。
刚才叶老师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展望一下我们的管理科学未来的发展，他问到我的心坎上了，这正是我在国内目前做的，我跟北大和其他学校都在做的一个事情。大家看过得克萨斯大学发明创造资本中心，创建这个中心的人是谁呢？在座的大家今天都说创新，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提出来建硅谷，在座的有人知道吗？提出建硅谷的是一个俄罗斯裔的犹太人，他提出建硅谷，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也是他建的，他是独资，把硅谷建得差不多的时候，布什家族把他请到奥斯汀，把奥斯汀建成了美国高科技2.0版本。中午吃饭的时候邓荣霖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他刚从美国芝加哥回来，他就说我们凡事不能求极端，我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今天有些在衰落，但是我们也不能走极端，以为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邓荣霖教授说到美国创新就是厉害。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厉害？我们很多中国人说美国的科学家厉害，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其实不是，这也是我在国内努力奋斗要做的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牛，科学在很多领域领先全世界很多年，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做科学的天才多得很，凭我们的人口红利，就算我们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还是不缺。但是为什么中国创新创业没做出来，而美国创新能做的那么好？
就是因为建硅谷的那个人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如果要把奥斯汀建成一个高科技的城市，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大学，要有好的工科、理科，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好的商学、管理学，为什么？能不能做到更好的科技创新，不是看你有多少科学家，而是看你有多少管理人才能把创新转为商业化，只有形成了商业化，这个创新才能循环往复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他强调七分管理，三分技术，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管理是核心，大家可能普遍认为科学才是中心。
我今天跟国贸一些基金经理讲这些问题，那些基金经理一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多么好，我们的天使投资看到一个创新的技术多么好，我说你错了，天使投资不是这么投的。天使投资是看团队，就像我们搞房地产买房子一样，前三个重要指标是地段、地段、地段，天使投资看创新项目，前三个指标就是团队、团队、团队，而不是这个项目、这个技术。为什么？因为这个团队好，它永远就能给你做出一个好的技术来，技术再好，这个团队不行，在扯皮打架，再好的技术给它，它都做不出来，这就是我们下面管理学院核心要发展的，即培养能把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人才。
我目前在做的，我不方便透露，可以大致说一下，我们和北大准备和斯坦福建一个创新科技园，总部放在北大，深圳放一个，我们把全世界优秀人才集合起来，在培养创新管理人才的同时，孵化新的技术，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我们若要真正赶超美国，我们商学院就是要认准这条道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人大商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商学院、管理学院第一家提出来要办这么一个论坛，我希望这个论坛以后能长期发展。我也希望下次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再来学习，谢谢！
四、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企业寻找最佳实践的过程
叶康涛：感谢邓教授分享的非常冷静的一个思考，来自大洋彼岸的思考。前段时间有一个机构来跟我们谈合作，他说自己有多少资源，有多少技术，问我们能贡献什么？毛院长说了一句话，我们贡献商业模式，你这些资源、技术怎么整合到一起，得靠好的模式，靠好的管理，对方也非常认同。这个例子也是间接回答了管理在企业发展当中的作用，邓教授说到了我们这个作用发挥得不够，比如双创没有很好地把这方面发挥出来，未来中国的发展，我觉得管理学的作用应该要更加强化。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张院长，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请您来谈谈管理在中国发展当中的作用。
张秋生：首先祝贺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在我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恩师，这么多年之所以做企业并购，是受到邓教授的启发，坚持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并购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40年中国的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改革开放40年都是亲历者，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见证了中国管理的发展。今天早上黄群慧老师在报告中把中国的管理历程分成几大阶段，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再去重温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说的，我们现在来谈论我们的企业管理是中国管理、西方管理还是什么管理，感觉它好像是个集合，其实要进行划分的，哪怕中国过去40年管理发展过程中也都是东西交融的。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这个阶段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在摸索把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怎么结合起来，是寻找最佳实践的一个过程。
在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家们都热切希望能够通过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的管理哲学，找到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用的工具，尤其是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