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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哲学探索》年第2期
摘要=本文是作者的学术思想自述，采用问答体形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作者的学术道路、治学方法、学术规划、学术思想，并广泛涉及对60后学人的基本定位，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对学者使命和哲学创新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和实质的理解，对哲学界的期待等议题。文章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作者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人类学范式。
首先要说明，做这份答卷对我来说确实有些勉为其难，甚至诚惶诚恐。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学术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而且教训多于经验，远非自我感觉良好。主编说，做这个东西的主要目的是供后学参考，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使我觉得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下来，或许对他们还有点参考价值。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每一代人的境遇和使命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当今知识更新空前迅捷的“后喻文化”时代，前辈似乎没有资格向晚辈“示范”什么，倒是更应该多向晚辈学习。硬着头皮写下来，权当自说自话吧。我完全按照体例采取问卷回答的形式，但对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则省略，有的问题做了适当变通，问题的顺序按照叙述方便的原则做了调整。对各个问题的回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1.学术之路。选择哲学抑或为哲学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请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的？
“形势比人强”，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一句话。对于我们60后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个人选择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我走上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事情，生活的酸甜苦辣，命运的升降沉浮，常常不是自己可以主宰的。
我于年夏天出生在四川省简阳县金马乡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两个字。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到父母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小学和初中都没有正经学多少知识，倒是要花很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放学后和假期里，捡粪割草，帮父母挣工分。小学阶段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发蒙的时候碰上林彪坠机，毕业的时候恰逢毛泽东去世。
即使是上初中那两年（—年），我们也仍然在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经常参加农业劳动。我那时就读的初中，是一个村小的“带帽”初中班，老师是村里刚毕业的高中生，能学到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只是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才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机。年初，机会终于来了。为了抓升学率，县里组织即将毕业的初中生参加全县统考，把成绩好的学生选拔出来，集中到乡镇完小集训半年，然后参加升学考试。
我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课外书几乎一本也没看过。父母都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家里根本就没有书。直到上大学之前，我连书店都没有进去过，所读的书不过课本而已。但是我的记忆力奇好，而且不管什么东西，一旦记下了，就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写作文，从发蒙起，所写的作文几乎篇篇都是老师拿到课堂上宣读的范文。所以在这次考试中，我胜出了，被集中到本乡金马完小集训半年。在此期间，我的成绩进步很快，迅速从中等跃升至前茅，升学考试前被老师寄予厚望，以为我准能考上重点中学，至少也能考上中专。那时家里很穷，兄弟姊妹又多（我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家庭负担很重。父母和我本人都指望能考上中专，两年后即可毕业挣钱，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可是考试的结果，不仅县里的重点中学（简阳中学在四川全省都是很出名的重点中学）没考上，连自己渴望的中专也没考上，只考上了普通高中即区中学①。这是我人生中所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这时，我的家庭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让我继续读书，还是马上回家务农？这个选择的结果无疑将影响我的一生，但我自己却无权决定。从当时的情况看，只有考上重点高中，才有可能毕业后考上大学，而普通高中基本没有考上大学的希望。父亲主张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了，读了高中又怎样，毕业后还不是要回家干活。但母亲坚持让我读书，因为她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即使考不上大学，多读点书总是有用的，将来至少可以在村里做个会计什么的。就这样，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背着行囊（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最简单的生活用品），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本区*府所在地云龙中学读高中（—年）。
这是一所根本没有什么名气、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普通乡村中学。我们那一届高中共有8个班，每个班50人，共人。刚去的时候，我的成绩也只是中等偏上，但是一个学期之后，就像初中毕业前集训时的情形一样，我很快就跃升至前列，且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年参加高考，我是个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考上大学的。这件事现在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不仅给我本人和我的家庭，而且给乡亲们都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骄傲。
我的高考成绩虽然上了重点分数线，也就是现在的一本分数线，但还上不了名校，只好在本省范围内选择。按照现在的标准，*法、财经类院校应该是首选，而且我的成绩上当时很有名气的西南*法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当时都叫学院）都没问题。但是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我还是选择了师范院校。按照当时的*策，师范院校提前批次录取，不仅不交学费，每个月还发17.5元生活费（折合成饭菜票），困难家庭的学生还有3元补助，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足以支付全部生活费用了。就这样，年秋天，我来到省城成都，跨进了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的校门。
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四个年头，前面三届学长都还在校（77级实际上是78年春季才入学的，只比78级早半年）。那时的校园里，父子（女）同学、母子（女）同学、师生同学的现象不少，时而有两代人在一起听课的情形，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我当时就与高中时的一位老师成了同学，他比我早一年考入了同一所学校。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一个充满阳光与朝气的年代，一个有着无比单纯的情感和无比豪迈的气概的年代。如果说选择在人的一生中起作用，那对我来说就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新启蒙时代。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与浩劫，百业凋零，万事待举，而开辟新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就是由哲学吹响的。在长期迷信盛行的氛围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好比一声惊雷，把人们从梦幻中唤醒了。从那以后，就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哲学上讨论的问题很多。除了由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认识论问题之外，由反思“文革”对人性的戕害，首先由“伤痕文学”发轫，尔后在哲学上激起巨浪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特别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当时风靡全国的“美学热”。由于这些问题都跟刚刚过去的切身经历相关，每一个问题都能引起自己的兴趣，而又有待于自己去寻求答案。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怀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被哲学所“俘虏”的。当时引入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对我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对理论问题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也对我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哲学是当时最热门的学科，但我们年级个同学中，最终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进而选择以哲学为业的，毕竟还是少数。由此我想到，理论兴趣可能是一个人选择哲学最起码的条件。恩格斯有句名言：“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P.）我当时确认自己具有理论兴趣，或者说具有理论思维的素质，又对恩格斯的话深信不疑，选择哲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们常说，哲学是思想的事业，是反思的学问。什么是反思？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P.39）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进行思考，但不一定是反思，因为没有达到“自觉其为思想”的程度。我当时喜欢读黑格尔的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记得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讲辞中曾说过：“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2]（P.36）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也不相信精神的力量，比如他一心想到的是追求权力，或者只相信各种实际利益的力量，那他就不适合搞哲学。我坚信自己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并且“相信精神的力量”，所以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当时还读到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3]（P.、）这些精妙的话语，赋予了哲学无比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当时求知若渴的我是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大学时期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自己人生事业的格调和基础。
首先是知识基础，或者说学问底子。由于我当时学的专业是*教，包括了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个现在被称为一级学科的课程。哲学只是专业课之一，第二学年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学年开“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给我们讲“马哲”课的是一位中年老师，叫刘云楷。他个子较高，对学生很和蔼很亲切，脸上总是带着抹不去的笑意。到大三的时候，我又认识了教“现代西方哲学”的骆天银老师。他待人也很随和，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满面笑容。而他所讲的内容则很新颖、很前沿，对传统观念构成冲击，经常在我的头脑中引起“风暴”。骆老师很关心我的成长，毕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后来当了*协委员，到北京开会还专门约我见面。我很快就被这两门课程以及其他哲学类课程吸引住了，从此便决定选择哲学作为自己今后的专业方向。当时有一个师兄知道我的志向后，强烈建议我选中哲。我确实很喜欢中哲，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我觉得那主要是修身养性的学问，跟自己的社会抱负和理想还有些距离，而马哲却能满足后一方面的要求。当时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极大地激发了自己的理论兴趣，读了很多书，还把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都梳理了一遍。另一个热点是认识论问题，这是整个80年代马哲研究的重点，成果很多，我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