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鲁小俊老师授权发布。
考试的日常：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
鲁小俊
散卷是晚清书院考课的主要方式，对于考生而言，其便利在于可以查阅资料，从而以考促学、以学助考。考生写作课卷的体验五味杂陈，平庸、琐屑和疲惫之感尤为突出。师友间观摩、修改课卷较为普遍，合作、托名写卷也时有发生，写课卷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体写作。山长批改课卷与考生应课相似，偶有欣喜，而更多的是应付式的批量劳作，请人代劳由是日益普遍。激情不足而又孜孜矻矻地写卷和阅卷，主要驱动力在于经济收益。著名书院的课卷编刊成集，成为备考读物。接题、查书、写卷、观摩、批改、阅读的整套流程，呈现出晚清书院考课的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这是一种日常化的考试。考课的优势或积弊，也多与这些基本属性相关。
晚清书院考课课卷课艺日常
清代书院，无论是举业型的还是学术型的，都特别重视考课，晚清尤甚。从组织形式来看，书院考课有扃试也有散卷，两者多并行互补，但扃试“考者固觉其苦，主办者亦嫌其麻烦而多费，遂改为散卷”[1]，同治、光绪年间，散卷渐成主流。由此带来一些变化：考课的空间延伸了，考课的时间延长了，应考的机会增加了，阅卷的负担加重了，课卷的选本变多了。换言之，写作课卷，在扃试为主流的时代，主要是在书院中进行的，时间一般不隔日[2]；而在散卷为主流的时代，课卷的写作，多不限于书院之内，时间可以是数日甚至更长。生徒同时参加多家书院的考课，变得更为方便可行。山长批改课卷的工作量，相应的也增加了不少。随着课卷变多，选本的刊刻呈现繁荣之势[3]，阅读选本也成为一项的备考活动。如果说，书院扃试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生活，其封闭性和阶段性比较明显；以散卷为主流的考课方式以及相应的新变化，则融进了师生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突出体现为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写作课卷、批改课卷和阅读课卷，共同构成了一种日常化的考试活动。[4]
书院考课的整套流程是怎样运作的？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做过研究[5]，考课的宏观情形已经比较清晰。而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应对考题需要哪些阅读准备，写作课卷有怎样的甘苦，合作、代作课卷是怎么回事，山长阅卷的体验如何，孜孜应课的现实意义何在，课卷选本的接受情况如何等，则可以借助日常生活史料予以揭示。关于日常生活，尽管内涵和外延还存在诸多歧见，但“‘个体’、‘私人’、‘重复’当是普遍达成共识的关键词”[6]。具有“个体”、“私人”属性的日记文献，在还原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本文即以光绪间江苏东台吉城（-）、浙江温州林骏（-）和瑞安张棡（-）的日记为中心，借助普通考生和读者的视角；以王闿运（-）的日记为中心，借助山长的个人视角，呈现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7]（为省篇幅，引用以上四人日记，凡标出具体日期者不再加注。）
一、课卷写作的阅读准备
书院扃试，考生答卷主要依赖平时的知识储备。即使可以翻检、存在抄袭，所得也很有限。散卷考课的优势，在于考生可以较为从容地查阅资料。因题而去翻书，翻书以助答题，阅读和应课相辅相成。而这样的情形，在学术型考课当中更为普遍。
吉城自二十一岁起，参加过东台西溪、三贤书院，以及上海求志、格致等书院的考课，《吉城日记》[8]对此记载颇详。这里以光绪十五年应求志书院秋季课为例，看看完成一次学术考课需要怎样的阅读准备。
十一月初三，友人陈祺寿找到吉城，告诉他求志书院补行秋季考课的题目。吉城当日没有记录具体是何题目，仅记“检阅《公羊传》‘其余从同同’之解”一事。其后数日，吉城接触或借阅的书籍有：《求志书院章程》《列女传》《历代地理沿革图》《万国史记》《先正事略》《十七史商榷》。明确记载读过的篇章有：《十七史商榷》序、陈太仆文，以及*梨洲、顾亭林、汤文正、陆清献、恽子居、张惠言、方苞、姚姬传事略。又初五日“读《吴都赋》，悟‘苞笋抽节’之苞，即《禹贡·扬州》‘厥苞橘柚’之苞”；初八日“检启《说文》，脱一页，闷闷”。
初九日，吉城作《厥苞橘柚赋》一首并序。当天，他见到初三日《申报》上登载的求志书院秋季课全题，日记录之：
[经学]《物至知知解》《其余从同同解》《三夫人及公之妻服考》《栈车役车为一为二考》。[9]
[史学]《周礼贾疏引史记九皇六十四民考》《汉书·律历志骊山女考》《汉书舟制考》《续汉书·舆服志车制考》。
[掌故]《*宗羲、顾炎武、汤斌、陆陇其、陆世仪学派论》《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文派论》《钱大昕、王鸣盛史学论》《段玉裁、桂馥、钮树玉、严可均说文学论》。
[算学]题繁，不及备载。
[词章]《厥苞橘柚赋》《鹿鸣宴曲》《效晋陆机百年歌十首》《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
[舆地]《凿龙门考》《泗滨浮磬考》《原沙》《原涌泉》。
至此方知，吉城一周以来的阅读，皆与求志课题直接或间接相关。边读文献，边作课卷。如初五日读《吴都赋》，启发了《厥苞橘柚赋》的撰作。初九日晚“诵颜延年《秋胡行》”，对于写《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也有助益。
自此直至二十八日，吉城阅读或查检的文献还有：《古文苑》、惠栋《九经古义》、《万国史记》、陈庆年《孙渊如释人疏证》、《汉书·律历志》、《江淮异人录》、《离骚草木疏》、《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周礼制度菁华》等。翻书过程中时有所得，如二十二日：“灯下检《说文》，‘郦’字与‘骊’字不通。”也有劳而无功，如初十日：“心兰下午过我，携来《古文苑》四本。检《骊山女考》，未得。”有时也会得到师友指引。二十日陈祺寿告诉吉城：“康成注《礼》颇引汉制，如《考工记》‘巾车氏’大有可据。”二十六日陈又告之：“《俞氏丛书》有述骊山女事。”吉城查实后，于次日日记中感慨道：“曲园先生丛书中有‘与夫人论骊山老母’一则，援引《史记》《汉书》，确确可据。”“著书翻恨古人多，有以哉！”
吉城的课卷是陆续完成的。初十日，修改昨日所作赋；十四日，“作《效陆机百年歌十首》《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十五日，“灯下抄求志书院卷八百馀字”；十六日，“抄求志书院卷二千馀字”；二十二日，“作《汉舟制考》一篇”；二十三日，“作《骊山女考》一篇”；二十七日，在陈祺寿协助之下，“撰‘九皇六十四民’及‘《汉志》车制’等考”，当晚“抄求志书院卷，至子正一刻始卧”；二十八日，“早起补誊昨未完之卷，通共二十五页，交聚盛局寄去”。从初三日至此，十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应课上。十二月初七，“接二兄初三日信，知寄卷已到”。
虽然课卷已交，但相关的阅读和思考并未停止。十二月初四，“阅《说文·木部》得‘橃’‘欐’二字，可补前《舟制考》所未及”。下一年二月初六，“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百年诗》合十岁一首，陆士衡作也。前拟求志书院课中诗微误”。吉城由此慨叹：“开卷有益，行年知非，通之谓儒，谈何容易！”四月初九，吉城接二兄来信并初四日《申报》，知求志书院案发，“史学卷取超等第四”。六月初四，“上海寄来夏季题目并去年秋季奖品”。吉城参加光绪十五年求志秋季课，从获题、翻书、写卷到寄卷、发案、得奖，历时半年多，至此画上句号。
林骏以坐馆为业，兼应温州中东书院、肄经堂和瑞安玉尺书院考课。《林骏日记》[10]所载，较《吉城日记》为略，但阅读与应课的关联，则颇为相似。如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挑灯阅《赋学正鹄》。”十三、十四日皆“作肄经堂师课赋”，“赋题《蓬莱宫中花鸟使》”。又，二月廿七日：“阅《策府统宗》钱币类，并顾炎武《日知录》。夕，作《宋金元明四朝行钞利病考》。”据此可知，林骏应肄经堂赋课和策论课，参考书有《赋学正鹄》《策府统宗》《日知录》等。应中东、玉尺书院课也是如此。如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朝，在馆，阅《史记·叔孙通传》。”“夕，作玉尺官课论，题《叔孙通定朝仪得失》。”也因记录相对简略，《林骏日记》中阅读与应课的关联性尤为直观。这种关联性的意义，不局限于通过阅读完成课卷本身，更在于通过考课指引阅读——哪怕仅仅是为答卷而查书——从而有助于生徒建立和丰富知识体系。
二、课卷写作的甘苦体验
曾主讲武昌经心书院的左绍佐有言：“学术难言也，文字之于为学又难言也。课试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也，其于文字又难言也。”[11]课卷写作是命题作文，与自主写作相比，自有其难。即便如此，若能遇到心仪的题目，写作也是乐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西溪书院师课题《“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一章》，吉城获题后“以公羊家言撰一卷”。四月十六记道：“前课《‘孟子曰待文王’一节》题，以《春秋》立论，仅列特等，然文则大快。”较之于写作本身的痛快，考课等级已不重要。当日师课题是《“子曰予欲无言”至“则小子何述焉”》，吉城谓“此题又得藉手发挥《公羊》本义，山长此二题不可谓非知我也”。能接到什么样的题，带有偶然性，有令人心动的题，也就有令人犯难的题。就在当年五月十六，师课题《“可与言”至“不失人”》，让吉城感到“此等题莫解其是何用意，唯有就题编演而已，无所谓文骈，无所谓时文也”。而更多的题目，吉城并无特别的好恶感受，日记中也就仅仅录题而已，或者连题也不载。
题目合意，就有内驱力；师友的激励，则是外驱力。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西溪书院小课，题量甚夥，且“限三日交卷”，吉城估计“恐应之者无多人也”。因为心理松懈，初三日未作课卷，初四日又“荒嬉一日”。然而“晚见星兄所撰赋，又复心动”（星兄即陈祺寿），于是初五日“竭一日之力，将小课全卷撰成”。吉城直呼：“嘻，甚矣惫！计十七题。”一日之内写完十七题，虽然难免粗糙，但师友刺激之下的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的。[12]《礼记》中有名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其实学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扩充知识和见闻，还有励志的价值。
光有写作动力还不够，文思也须畅达。因文思艰涩，而对所作课卷不满，这样的情形在《吉城日记》中时有记录。“勉作一卷”，“敷衍两卷，思笔滞塞，未能畅发旨要为恨”，“作一卷，草率之至”，“草成课艺二三题，文思笔钝塞”，“作会课文一首，草率不堪”云云[13]，也算是考课的常态。
林骏的日记中，也偶见对所作课卷不满之语。如“再三构思，犹嫌草草未惬意也”，“至暮只成半篇。宵，续作之，完篇，终嫌发挥未透也”。[14]而光绪二十五年间，曾多次将所作课卷“弃去”。三月初十：“终日在馆，作聚星书院四书文。申刻完篇，嫌未合拍，辄弃去。”十五日：“终日在馆，抄玉尺官课文，以舛讹太多，故弃之。”四月初七：“宵，作经古赋。脱稿时曙色射窗，意嫌不佳，即拉碎之。自恨一番心力之徒费也。”七月十七：“余归作经古策问，至晚脱稿，以不佳弃去。”如果不弃去这些课卷，能否侥幸获隽？林骏若不是对判卷结果有清晰的预估，便是对课卷水准有相当高的期许。
当然，满意之作也偶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五，林骏应肄经堂课，作《咏秋》七律四首，“搜索终日始成，自觉有一二得意之句”。廿七日作玉尺官课文，“兀坐终日，搜索枯肠，苦无新意，遂止”，“宵，挑灯加意构（意）[思]甚久，然喜此时得有头绪矣”。无论是近体诗还是四书文，能够有“一二得意之句”“有头绪”，皆属不易，值得记上一笔。
与《吉城日记》相比，《林骏日记》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记载考课的辛苦和疲惫尤多，“挑灯”“爇烛”“三鼓”“四鼓”“鸡鸣”“天曙”等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至三更始脱稿”，“迨就枕时，已鸡声唱曙矣”，“至三鼓始脱稿。嫌未惬意，复加点窜，迨就枕已鸡鸣矣”，“灯下倦眠”，“挑灯达旦，不遑伏枕矣”，“宵，挑灯足成之。残月斜棂，村鸡唱晓，始就枕”，“构思至三漏下，始成半篇。精神疲倦，伏枕高眠”，“因限期迫促，批衣遽起。即时伸纸磨墨，危坐构思，至天曙始成半篇”，“亥刻，续作赋四段，至五鼓脱稿”，“至四鼓始寝”，“至四鼓始脱稿”，“困倦殆甚，夜漏频催，只成半篇就寝，村鸡唱晓矣”，“至天曙，成二艺”等等。[15]不仅熬夜写作，白日里也经常分秒必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四，林骏家在城隍庙设建普利道场，林骏随家人乘舟至庙拈香。“以府课肄经堂限期太促，袖携笔砚，坐斋宫改窜昨夕所作赋，并作试帖诗。”人生苦短，课卷苦多，林骏真为劬学之人。
张棡是林骏的妹夫，即《林骏日记》中多次提到的“震轩妹丈”。《张棡日记》中也有熬夜写卷、文思钝塞的记录，如“自将甄别文誊真，约至三更后方寝”，“斗凑成文，勉作二篇，时漏已五鼓矣”，“搜索枯肠，耐坐一宵，竟不能构成一艺，姑就成文上润色一篇塞责”，“因连日劳困，心神恍惚，文机涩甚。余于鸡鸣后始将生题草草做就”。[16]不过总的看来，张棡的这类记载很少，多数时候连课题也未曾录下。
长期过劳，对身体必有伤害。林骏曾记：“连日困于文债，头疼目眩，不堪艰苦矣。”“至四鼓就枕，不成寐，辗转殆甚，精神大觉恍惚。”他自己也担忧：“余始惧心血欲枯，用心太过，实非养生之道，宜力戒之以保身。”[17]可惜此后数年间，熬夜应课仍为常态，“保身”之言未能完全践行。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或与用功太过不无关系。而刻苦应课以致身体受损的，也不止林骏一人。如钱塘项藻馨早年“应各书院甄别，报名过多，写作皆一人任之，不昼不夜，体力不支。至东城书院课后，晕眩旧疾复作”。[18]《药园医案》中也记载，有人“考书院，连作五卷，彻夜未睡，次晨即头昏身倦而寒热作”。[19]书院考课的这种常态，也引起过一些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