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本论文集，是我近四十年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的选集。
我是考古学博士，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我一直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是人文学而不是科学。考古学旨在揭示历史文化遗迹遗物发生发展和形制演变的逻辑过程，进而为最终揭示实际的历史进程提供证据。因而不能把考古学技术化、科学化、专业化。考古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田野发掘。我们无论采用多么巧妙的方法，多么先进、科学的工具，也不可能把历史遗迹遗物和盘托出,考古学材料毕竟是局部、是片段，甚至是偶然的、零碎的。过去常有人说考古学旨在复原古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是理想。
而今中国考古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因此考古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材料的研究上，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史料的披露者或提供者。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有所不同，金石学是其前身，我们有相对完整、系统的文献典籍体系。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就是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掌握，对传统金石学的了解和继承。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考古前辈有着相当扎实的，而为我们这一代所不可企及的古典文献功力。
基于这种考虑，我很早就想从墓坑、探方里跳出来，而把主要力量放在文物和文献的研究上。当把这种想法正式报告我的导师邹衡先生时，他表示十分遗憾：“你是田野一把好手，怎么可以放下不做呢？”我回答说：“您手下高手已然大有人在，有我无多，缺我不少。”最终没有听从先生。于是开始了我在北大三十多年的文物研究和教学生涯。我在完成了年秋至年秋参与的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东周部分的编写和博士论文《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研究》出版之后，学术重心正式转移到了文物学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个学术体系。我先后开设了《古代碑刻》《中国古代史（先秦—唐）》《古代书画》《古代物质文化史》《古代印章和封泥》《文物研究与鉴定》和研究生课《中国传统文化与文物研究》等课程，数次获得优秀教学奖。本世纪初还被学生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文物研究旧称古物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本是金石学的主要构成，在北大有着远比考古更悠久的历史。而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使其无论广度深度都有了重要甚至根本性的提升，为此我们提出了文物学的概念。
我几十年文物学研究和教学具有一个明确的基点，或者说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高度作系统性、综合性的考察，准确而言，是形上关照与形下具象研究相结合的考察。于是形成了自己东周墓葬考古研究之外的另一套不免偶有遗憾，但相对完整的以中国古代礼器研究为中心的文物学体系，受到一些前辈和同道的首肯。邹衡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对我说：“张辛，你的路子走对了。”文物学家孙机先生曾在为我任博导的推荐书中用了“体大思精”一词。年代北大哲学系毕业生、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张礼。
二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可谓人文化、道文化、礼乐文化。
所谓人文化，是就其本质与其他民族文化相较而言的。基督教文化基本来说是神文化，佛教文化基本来说是“鬼”文化，而中国文化基本来说是人文化。这是前贤时哲或国际有识之士的共识。所谓人文化，就是从人的生命观照出发，最终落实到人的生命观照的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是在自家生命上理会的的文化。其基本点有二：1.人是什么？2.人的生命如何开展？关于前者，我们的先圣先贤有着非常高明而到位的见识：1.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2.人类是有限的存在。
所谓道文化，《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既为道，无论大小、宽窄、显微，无论陆路、山路、水路，有五大必备元素：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或目的地。这正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及其产品的基点所在。由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有明确的立足点和本体意识，有根深蒂固而特殊的渊源和生态基础，有高明而坚实的内在根据，有独特而适中的发展途径，有崇高而切实的理想目标。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终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连续性文明，成为“独自创发”“个性殊强”（梁漱溟语），大智大年的中华民族大文化。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语）。道固然至关重要。但如何行道？如何走好道？没有交通规则显然不行。于是“礼”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礼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一种伟大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礼是保证走正道不走邪道、往前走不走背道、坚持走不断道的外在准则。于是礼和道一外一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为因缘。于是，礼乐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两大支柱。中国文化就成为以道为内在根据、以礼为外在准则和表征的礼乐文化。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一准则作为规划、安排社会运行的模式和准则。礼乐具有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两大社会功能：一是涵养社会成员理性，稳定人生；二是“以伦理安排社会”。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一种事神以期获得福佑的行为。礼的古字是由“玉”和“鼓”两部分构形，可知礼的本义是用玉、鼓等“事神”，以求得神的佑助。神者何？我们中国的神与西方所谓彼岸世界的唯一的至上的神有所不同。中国的神祇系统主要有二：一是上天，即天道自然神；一是祖先，即人道祖先神。尊天敬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而尊天敬祖的主要表现是祭祀，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既然祭祀，则必须虔诚而恭敬，必须要讲次序，要有程序，要有等级序列，要有资格认定。给上天送礼，只有天子有资格，公侯等只能是陪同、参与。给始祖送礼，只有嫡长子有资格。别子为宗，是各自嫡长子祭祀的祖宗。以下大夫、士各有其祭祀对象。到了庶人则不必多礼，因为庶人血缘关系远，社会地位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力有限，因此“礼不下庶人”，其实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这种祭祀上天和祖先的秩序规定的最终意义还是在于生者，典礼时主祭者和参祭者有既定排位，“尊卑长幼，各就其位，升降揖让，各守其序”，“每人都觉得置身于一个条理井然纪律森然的团体里”（朱光潜语）。进而从祭坛、宗庙推衍到社会生活，一个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严整的社会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于是，礼终于成为“人道之极”（《荀子·礼论》），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三
礼器是礼的化身或曰物质载体，礼器研究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就是要懂“礼”，要通“礼学”。
所谓“礼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自周公“制礼作乐”发其端，孔子“明德”，引“仁”入礼而成其学，至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且倡“今文经”致其用，继而东汉郑康成兼注“三礼”，唐孔颖达、贾公彦撰“三礼”义疏，备其统绪。以至赵宋金石学发生，清乾嘉学派复兴，绵延不断。
礼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礼”是从原始的、无序的、盲目的巫觋者流的事神行为脱胎和提升而来，最终成为一种有明确认知性的且相当规范的文明体系。礼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一种伟大创造，对于维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宗教意义，由此构成中国古典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于礼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意义、功用、构成等，我们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中国古代文明是黄河流域四季分明的农业文明，农业是我们祖先做出的历史性的高明选择，其基本特性是：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灌溉农业，而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状态。因而向上天献礼示敬，继而向祖先祼献示孝自在情理之中，这正是礼的本义和由来。
（二）礼是由中国史前时期巫觋者流事神活动脱胎发展而来。中国巫觋事神与西方所谓“巫术”企图对自然神实施强迫性手段以满足人们的某种愿望不同，而是以一种亲和的态度，以和平的方式交好自然神灵，这一点正构成中国古礼的基本素质。
（三）礼是一种文明形态，是中国文明产生的主要标志，也是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特点。礼是由对自然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的